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凶案、警察与最好吃的炸鸡

发布时间: 2019-06-08

  写犯罪故事像把生活的另一面翻开,让我看到阳光照耀下,还有晦暗不明的地方,而我身处其中。

  写犯罪故事像把生活的另一面翻开,让我看到阳光照耀下,还有晦暗不明的地方,而我身处其中。

  编者的线》筹备时,我们邀请几位记者撰写手记,讲讲自己为什么写这篇文章,中途经历了什么,写完又感觉如何,总而言之,是文章没能写进去的材料。交稿时,都很令人惊喜,这些手记或是补充了生动有趣的个人经历,或是对文章进行了反思,也是一种对文章的延续。

  今天刊发其中一篇。记者李纯写下了《凶犯追缉22年》的番外篇。为报道浙江省第一悬案的侦破经过,她在浙江呆了小半个月,从杭州,诸暨,绍兴,到宁波,再返回杭州,几乎把小半个浙江省的警察采访了一遍,过程丰富精彩,令人难忘。

  再啰嗦一句,这几篇手记收入了《正午7:我们的生活》,此前从未发表。您也可以在京东、当当、亚马逊等网站或书店购买。

  1995年12月6日,宁波市绿洲珠宝行被劫走黄金162万,店内两名保安被枪杀,震惊了整个浙江省。随后每隔三年,这位叫徐利的案犯就会作案(虽然均以失败告终)。徐利一直逍遥法外。由他制造的绿洲珠宝行案件,被称为浙江省第一悬案。直到2017年3月,案件告破,徐利被捕。

  我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。于是,我在浙江呆了小半月,从杭州,诸暨,绍兴,到宁波,再返回杭州,几乎把小半个浙江省的警察采访了一遍,过程丰富精彩,令人难忘。搞得我都不想回来了,最后编辑把我催回来的。

  我是2017年6月去浙江的。时至今日,我都觉得此行顺利得让人感动。如你所知,在中国报道刑事案件,何况一个省的标志性案件,是多么困难和复杂。你需要和公安厅的宣传部门打交道,递送证件和诚意十足的采访函,再由厅级干部逐个下达指令到底下的市、县和乡镇。我没有直接和公安厅联系,而是找了《钱江晚报》的记者帮我推荐。我与那位记者素未蒙面,和他发了短信,问他能不能帮忙。他答应了。这事儿就成了。

  那位记者跑公安口多年,和当地的警察关系很好,有的片警后来摇身变成公安局长。那人挺有意思,我们在杭州见了一面。他长得黑而壮,佩戴佛珠,有股匪气,开一辆白色宝马,带了个女记者,是他的徒弟。我们在咖啡馆聊天,他简短地说了两句对案件的看法,说徐利的案子是我们浙江刑警的发展史,因为所有地方发生案子,都会和徐利比对,会不会是他做的,所以徐利见证了浙江刑警的发展。聊了二十分钟,那人说,我还有事儿先走了,有什么不清楚的问我徒弟。我递给他一个小本子,请他写几个负责徐利案的警察的名字,算是线索。他挥笔写完,拂袖而去。邻桌的姑娘问我,那人是导演哦?

  从1995年到2007年,徐利一共作案四次,最后两次都在诸暨。专案组设在诸暨市公安局的食堂楼上,本来二楼也是食堂,为了给专案组腾办公室,就把吃饭的桌子撤了。有接待大厅,一间会议室,两间档案室和两间休息室。有个叫郭黎明的警察,以前在诸暨刑侦大队处理凶杀案,被划拨到专案组,专门负责徐利案,比如档案管理、线索收集,等等,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,但得有人干啊。也就是说,从2004年专案组成立,到2017年破案,这位郭警察十二年只干了一件事,抓住徐利。

  郭黎明是个小个子,身材精干,皮肤颜色较深,是典型浙江人的相貌。他对人客客气气,说话声调不高,是个很实在的人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除了指纹,破案主要通过DNA排查,比如白银案。在徐利案中,警察通过DNA确认案犯可能姓徐,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排查徐姓,你可以想象工作量多么巨大。当时郭黎明为了找到徐利,绘制了一卷长达二十米的徐氏族谱,仍然没有找到。他在会议室向我展示了那卷已是废纸一张的族谱,他撑开双臂,像滑动PPT一样滑动族谱,浑身洋溢着骄傲。

  诸暨这个地方值得一说。诸暨是古越民族聚集地,越王勾践在这儿卧薪尝胆。和江南的温柔水乡相反,这里民风彪悍,南人北相,可以说是浙江的“小东北”吧。例如,到了冬天,诸暨人爱吃狗肉火锅。

  可能考虑到安全,郭黎明介绍我住在一家离公安局五十米远的酒店。郭黎明告诉我,大概十年前,诸暨每年有三十六七起命案,主要发生在美容厅,有次诸暨连发三起命案,忙得他三天没有睡觉。我们在一家面馆吃面,他说,他有个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女儿,说得很高兴,然后又说,案子破了,他很不适应,不知道下面干点什么好了。我问他,有什么打算?他说,可能回刑侦大队。他给我的面碗里倒了点醋,说面条不容易消化,加醋好一点。

  在诸暨,有一个晚上我是失眠的。是这样的,白天,我在公安局看材料,看了当年案发现场的照片,也就是鲜血淋漓的尸体,有全景,也有特写。看得我有点恶心。晚上回酒店,酒店的窗户很大,床对着窗户,我产生了错觉,老觉得窗外有人,好像徐利没有被捕,警察认错人了,真正的徐利此刻就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呢。那么,如果他知道有个北京来的记者调查他,会不会也想把我给杀了呢?这么一想,我很害怕,再也睡不着啦。我开始打电话,挨个打,一直打到口水说干了,筋疲力尽了,才入睡。

  接下来,我去了绍兴,接待我的警察是个小伙子,姓沈。我叫他沈哥哥吧。沈哥哥待人热情,说话铿锵有力。第一天见面,他请我吃小龙虾,问我喝不喝酒。喝啊,我回答。我们喝了黄酒,小酌,吃的喝的都恰到好处。他跟我说,其实他是学美术的,掏出一个素描本,里面有很多人像。我不懂美术,就说,画得好。今年夏天,沈哥哥的画在北京展览,我们吃了顿饭。他说,他已经辞职了,现在教小朋友画画。沈哥哥推荐我去找一名姓周的警察,在徐利案的侦破中他起了很大作用,人称“周公”。

  周公当时正在乡下办案,也是很棘手的杀人案。他的举止谈吐很潇洒,衬衫掖在裤子里,脚蹬皮鞋,像电视里的神探形象。他和我说了一些破案的思路,我感觉这人很聪明,同时有点清高。从其他警察对他的态度,可以看出他非常受人尊敬。晚上,我们一起吃饭,十几个警察围了一桌,也有女警察。所有人都喝酒。周公向我解释,平时办案精神很紧张,所以大家都喝酒,放松一下。他问我喝不喝酒,说这是红枣酿的酒,味道很好。我闻了闻,果然香味扑鼻。我一直对自己的酒量有信心,现在看来是我有所误解。喝了三杯,我就醉了,跑去厕所吐了一通,其他人很不好意思。我稀里糊涂地回了宾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,发现裤兜里有一包中华香烟,不知道是不是周公塞给我的。

  宁波没什么好说的。宁波的警察比较保守,在那儿呆了一天,我就离开了。接着返回杭州,在省公安厅采访。总体来说,一切很顺利,给我的直观感受,稿件中也写到了——依赖经验和推理的福尔摩斯式的破案方式已经过去,科学技术将越来越主导侦查的方向。换句话说,无论多么完美的犯罪,只要你留下蛛丝马迹,都将难逃罪责。

  后来,我又陆续写了一些犯罪题材的故事。为什么对犯罪感兴趣?很难说不是受了卡波特《冷血》的影响,有虚荣心的作祟,即,为什么我不能像卡波特一样,写出一本传世杰作呢?后来,我明白《冷血》最好的不是题材,而是卡波特写出了人的复杂,他和他的写作对象产生了共情,就像电影《声名狼藉》所展现的,卡波特接近对方,处心积虑地成为他亲密的朋友,以便获得最珍贵的写作素材,但也丧失了自己的人格。

  如果有什么可感触的,写犯罪故事像把生活的另一面翻开,让我看到阳光照耀下,还有晦暗不明的地方,而我身处其中,在或暗或明之间,不知何时也会被这晦暗吞噬。我能做的,就是把它们写下来,既是记录,也是对峙。

  最后说件小事儿。徐利被捕后,警察问他有什么愿望?他说,想和老婆女儿吃最后一餐饭,想吃炸鸡。警察说,和老婆女儿吃饭不可能,而且你女儿没成年,会给她的心理造成阴影。但是,炸鸡可以给你买。我问那警察,炸鸡在哪儿买的?离开诸暨前,我也买了一份,真好吃啊,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炸鸡。